清朝文字狱的兴起旨在震慑反清势力,维护清政府封建统治,其特征是:罪状由权力人物对文字的歪曲解释而起,证据也由权力人物对文字的歪曲解释而成。清王朝的历史中,顺治、康熙时期的“文字狱”还只是个别现象,到五任帝雍正在位时则成为一种暴虐的“制度”。在文字狱浪潮中,表现最为癫狂的人物刚是乾隆皇帝。

清道光五年冬,龚自珍写了一首《咏史》诗,其中有一句“避席畏闻文字狱”。大意是,友朋聚会,本可无拘无束、畅所欲言,但席间有人谈到文字狱,因不忍听、不敢听,只好退席,落荒而逃。文字狱的恐怖可见一斑。龚自珍写这句诗之前的100多年,是中国历史上文字狱最惨酷的时期,尽管道光年间情况已大有改观,但读书人还是谈“文”色变,心胆俱寒。

所谓文字狱,也称文祸、笔祸,都是因文罹祸,因文字而遭牢狱之灾。但如果仔细考究,文字狱的“文字”可谓千奇百怪,无奇不有。

最常见的“文字”是诗,此类冤案也称“诗案”、“诗祸”。历史上最有名的诗案,当属“乌台诗案”,主角是北宋大文豪苏轼。苏轼对王安石的改革有看法,在诗里发了点牢骚,结果被那些想拍王安石马屁的“新进”御史们嗅出对改革不满的意思,被认为“包藏祸心,诽谤谩骂”,于是被捉到“乌台”。苏轼最终在监狱里关了四个月后被贬谪到远离政治中心的黄州,这还是皇帝没有轻信那些想置他于死地的人,从轻发落了。清代许多文字狱就是此类“诗案”,如康熙五十一年陈鹏年“重游虎丘”诗案、雍正四年钱名世以诗谄附年羹尧案、乾隆二十年胡中藻《坚磨生诗钞》案,等等。

云顶娱乐,其次常见的“文字”是文章。文章汇集成书,就是文集。因文集、专着中某一篇文章或几篇文章而遭遇文字狱,在清代不胜枚举,其中比较着名的案例是康熙后期的戴名世《南山集》案。戴名世是安徽桐城人,是当时的着名学者、作家,史学、文学的成就都很大。他的学生尤云鹗把自己抄录的戴名世所写古文百余篇汇集成书,取名《南山集偶抄》,刊刻出版,大受欢迎。康熙五十年,左都御史赵申乔弹劾戴名世。刑部官员从《南山集》中找到一些“罪证”,包括文集所录一封戴名世给弟子的信中讲到应该承认南明弘光、隆武、永历三个政权,这自然触犯了满清政权的正统性,属于大逆不道。该案牵连人数达300人之多,戴名世的所有着作被列为禁书,全部烧毁。

诗文、史着成为“文字狱”的主角是有逻辑可寻的。中国古人讲诗以言志、文以载道,而读书人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,所谓的“志”、“道”很难脱离政治,诗、文既要承担言志、载道的重任,也就不可能不涉政治。然而政治险恶,所以需以隐讳的方式去谈,同时也养成了中国古人从诗文中揣测深层意蕴的习惯。这种习惯的恶性发展,文字被曲解原意、无限引申,就成为罗织罪名的工具,很容易就演变成文字狱。史学方面,中国古代另有一种秉笔直书的传统,而当权者往往不希望真相被公开、丑行被公布,秉笔直书让其丢脸,犯其禁忌,也很容易发展成文字狱。

如果说诗文、史着发展成文字狱有逻辑可寻,那么其他各种各样的“文字”也发展成文字狱就是刻意诛求了。比如中国古代皇帝的生日称为万寿,有资格的官员要向皇帝进呈贺表,以祝皇帝生日快乐,这种贺表自然只会说好话而不会说坏话的,但朱元璋却认为贺表中“作则”(指统治者的言行为百姓所效法,即做天下人的榜样)是讽刺他曾经“作贼”。“作则”本是称颂统治者的套话,很多人无意中用了这个词,稀里糊涂遭遇文字狱,丢了脑袋。

清代被打成文字狱的“文字”还有试题、日记、奏稿、榜文、表文、家规、宗谱、县志、碑文、墓志、匾额、呈词、字帖、字典、木戳等,几乎凡是能够想到的“文字”都可能构成文字狱,由此可见文网之密。

而清代文字狱案件之多,也让人触目惊心。民国时期,北平故宫博物院文献馆曾编印《清代文字狱档》一书,从清代军机处档、宫中所存缴回朱批奏折等档案材料中辑录65个文字狱的原始记录,共出九辑,其中前八辑所录的64个文字狱案件均发生在乾隆朝,只有第九辑收录的曾静遣徒张倬投书案是雍正朝发生的着名文字狱。《清代文字狱档》收录的案件只是清代文字狱的一部分,后有人另外辑录5个乾隆朝文字狱,作为该书的“补辑”。这就意味着,档案文献留存较多的乾隆朝文字狱案就有69个。这仍然是不全的,收录较全的是郭成康、林铁钧所着的《清朝文字狱》一书,书中列举的乾隆朝文字狱案件约为140个。当然,那些不见诸记录的可能更多。即使以140个计算,乾隆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,从1735年到1796年,名义在位61年,每年发生的案件平均超过了两起,其中一些年份竟有六七起。除了乾隆朝,《清朝文字狱》列举的文字狱,在顺治朝为6宗,康熙朝13宗,雍正朝20宗,嘉庆朝1宗,光绪朝1宗。加起来,见于文献的清朝文字狱约为180宗。